公海赌赌船官网学人君按：周启早，1985年生，湖南怀化人，中国打工诗歌领域代表诗人。周启早19岁南下深圳打工，业余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其中《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流传甚广，相继被翻译成英意德三种文字。流转于中国大地各处的工厂，周围打工工人与他亲身见证的痛苦，是点燃周启早诗歌灵魂的火焰。作为一颗拒绝被一圈一圈按下去、“妄想”跳出的螺丝，他用自己的笔发出哪怕微弱的声音，拒绝像动物一样生存，拒绝做时代的俘虏——这些诗歌是周启早灵魂的产物，也是彼时工人们内心的证词。

　　周启早：我1985年出生在湖南省怀化市铜湾镇麻溪江村。这是一个湘西村落，兼具了《边城》所描绘的民风中的淳朴灵秀与长年任侠悍匪滋养出的刚烈之气。遗憾的是，村里没有一家书店，等我听说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的时候，那家书店也早毁于一场大火。所以，在17岁之前，除了课本之外，没有读过任何课外书。

　　我线年，我在中方县第一中学读高二期间。某个周末，我在怀化的一家书店不经意买下一本《红楼梦》。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启蒙书，也是迄今为止我读过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此后，我便一直向往如同曹雪芹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周启早：并没有按部就班。我原本学习很好，在镇里的初中从来没考过第二名，语文作文经常被拿来当范文，被树立为“正面典型”，在村民眼里就是应该去念大学的料。

　　只是，正是在高二这年，我罹患重度抑郁症，还差一个多月期末考试，我便卷铺盖退学了。好在，退学的日子并没有让我对写作打退堂鼓。相反，那段时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比成为一名作家更迫切的事情。糟糕的是，我的字写得很难看，怎么办呢？先练好字，不然编辑压根儿就不会看我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抄佛经，练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我的抑郁。

　　在母亲的劝说下，第二学期，我转入中方县第二中学，离家约1.5公里，步行最多15分钟。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过一堂完整的课。就这样，一年半很快就过去了，字是愈发写得好看了，可是我的高中会考有好几门功课挂红灯，母亲交了几百块钱请人帮我补考，才拿到高中毕业证。所以，尽管写下诸多批判高考与教育制度的诗歌，但其实我并没有参加过高考。

　　周启早：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磨炼出了文字锤炼所需要的共情能力吧。我常年流鼻血，却不知道病因。父母在外打工，我和奶奶留守在家。农村人也不懂，奶奶是赤脚医生，就随便吃点药，打点针。而且我觉着我善良、敏感、脆弱，能轻易进入别人的，甚至动物的灵魂。奶奶杀鸭子，我看着刀抹在鸭脖子上，摸着自己脖子也辣地疼。这份共情能力也让我在之后《女工阿燕》中对流水线上女工的疼痛感同身受，能够写下“我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离岗证/等啊等啊等/等到裤子开了花/等啊等啊等/等到凳子结了果/等啊等啊等/等到我殷红的子宫/仿佛熟透的烂苹果/耐不住地球的诱惑/就要坠落”这样的句子。

　　然而，共情能力在当时换不成钱，也加不了分。在农村，考试分数不高就没有出路。成绩不好，身体不好，家里没钱，难以负担继续进修的学费。务农也是难以养活一大家子的，一年忙活下来所获无几，远远赶不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我甚至开始产生幻觉，梦游，甚至差点无意识伤害到家人。于是，我便卷铺盖离开了学校。

　　不过，我依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时我们那十六、七岁就出门打工的年轻人有很多，除了打工，那群青壮年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嘛，其实还想过要当作家……这份美好的愿望。

　　周启早：十九岁那年，我跟着叔叔来到深圳。叔叔想让我学门手艺，送我去一家理发店。入职第一天，我的头发被剪碎，根根竖着成了刺头，还染成了黄色，于是变成黄毛刺头。后来我的诗句“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染成各种颜色”就是根据这段经历而写成。只是那时候我尽管已经在尝试写作，却根本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写不出怎么办？那就抄吧。刚开始当然很想写些好东西，但我明白这急不得，就一直抄写诗文。我在打工之余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一点一滴增加底子。我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带在身上，但店里喧闹的音乐和人声根本让人静不下心来。而且，由于理发店老板是湛江人，教学也是用湛江话，我根本听不懂，还觉着自己被歧视，便哭着和叔叔说不想去了。

　　2004年11月16日，在叔叔的安排下，我进了华粤五金（深圳）有限公司，成为车间的一名工人，给锁头打包装。一去就皮肤过敏，全身都是疙瘩。因为这事我还去打了几天吊针（笑），一个一心来挣钱的人，钱没进到手却先撒出去了，想想挺惨的。事实上，厂里很多工人所接触油漆的刺激性比我接触的强很多，但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事。看着他们忍耐燃料的“腐蚀”我心生感慨：有时身体会逐渐适应这个环境，平时做不了的事，似乎在逼迫下就能做了。在那里我好像没有生活只有生存，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活命。

　　对了，我在打工生涯中受过一次工伤，那天看着被割伤的手指止不住地流血，我忍不住哭了。我去医院的时候身上没钱，也没人陪我去，因为没钱交治疗费，院方不愿意给我缝针。后来我妈知道我出事了，拿钱托叔叔带到医院，医生才给我缝了那五针。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向上级报工伤费用时，来自香港的经理不大愿意让我报成工伤，我写工伤申请书写了很多次才得以通过。后来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裁员把我裁掉了，那笔医药费是我在离开那家工厂时才拿到的。

　　在这里，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只有周末晚上不用加班，有两个半小时可以休息。底薪499.38元，时薪2.87元，加班4.305元，礼拜六双倍，礼拜天1.5倍。刚进厂很不适应，每天累得半死，除了工作，只想睡觉，每天早上都在闹铃声中醒来，每天晚上头一挨枕头就瞌睡连天。

　　这些经历为后来《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等工业题材诗歌中所着重表现的反抗情绪奠定了基础。我之所以在诗作的语言表达上采取激进的态度，是觉得社会主流价值观描述的世界，和我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那些尊重和温暖，我很难看见。我尤其讨厌有些工厂的制度，非常不人性化。大家常用的“压榨、剥削”都不足以去形容当时那种“残忍、冷血”给我的感受。可能只有到工厂那种特定的环境，才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每天都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的我基本没有闲暇时间。而在这种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五个小时的工作里，我只能拿到很少的钱。当时工作一个小时我只能拿两块八毛七，并且挣来的钱也只够在逼仄空间里做日复一日生存的重复。在这样节奏快，“战线长”又贫苦的生活里，我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要反抗，喊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点声音。

　　说回那一段日子。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刻板、格式化的生活。被安排，又是被安排！我感觉自己一直像木偶一样纵。啥时候是个头啊？

　　周启早：有啊。我自己去职业中介找工作，但这依然没有办法让我掌控自己的人生。黑中介骗去了我120元培训费。我意识到被骗后，为了拿回30元退费，减少损失，又给黑中介写下《保证书》。之后，我去比亚迪生产线上做电池，但听说这种活儿干久了影响生育能力，于是做了二十多天就离职了。

　　周启早：两个字——压抑。当时的我觉得去厂里工作的自己像被抓的壮丁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俘虏。唯一能带给我慰藉的依然是文字。我再次尝试写作，不过压根就写不出东西。直到25岁之前，除了在QQ空间里写日记，我是不写作的。因为准备不够，就像盖房子没材料，文学方面的底蕴不够。于是我逼着自己疯狂地购买书籍，看不懂就抄，抄《宋词》《元曲》《新诗鉴赏辞典》，也抄佛经。我每天踩着钟点去上班，跑在最前面打卡下班，跑步去饭堂打饭，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回宿舍读书抄书。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从来没用来睡过午觉。晚饭一个小时，我也舍不得浪费。晚上九点半下班，不到凌晨我不休息，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抄书上。那个时候，我坐在叔叔送我上班的车上，一遍遍大声朗读《古文观止》，还觉得一切都很有希望，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觉得写作的功用在于能够改变个人命运。

　　2018年6月，周启早(前排左五）凭借《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获得第二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金奖

　　周启早：2010年。我偷偷给喜欢的女孩写情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一方面，因为我对喜欢的人说不出爱，便时常付诸笔端，所以情诗写的多些。哈哈，不是有句话说，“恋爱时，傻子也会写情诗”，有时想想做个傻子诗人也挺好的。另一方面，毕竟好多诗人也是从写情诗上道的，所以我当时的梦想就是以一首情诗为自己的代表作而被人所知。

　　不过我还是对爱情抱有幻想了。我遇到的“爱情”结局并不像我的情诗本身那么甜美。一个电话终结了我持续两年多的工厂抄书生涯。一个跟我同样喜欢《红楼梦》的女孩邀请我远赴河北共谋生路。只不过在我赴约之后才发现，预期中那小说般的患难与共、白手起家，最终证明只不过是一场传销骗局。

　　周启早：逃出窝点之后，我继续在和文字打交道的路程上磕磕碰碰着。朋友为了帮我找文字工作，给我做了假简历，让我找到了一个给家具厂写宣传文案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便在工作第三天主动和老板坦白自己没有相关工作经历，离开了公司。

　　周启早：情诗的写作持续了整整三年，我觉着终归难逃模仿前人之嫌，除了少数几首，大多不满意。不过，201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很是触动，为我后来的诗歌写作转向埋下了伏笔。

　　当时我在给工厂做保安，第一天上班，队长就叫我们去抬一位女工。她因为厂房搬迁之后，没给补偿费却被强制辞退了，一直坐着等赔偿，不愿离开。那个女人在被抬着走的半路中摔下来了，我看到她这样就哭了，我绝望于帮不了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绝望的眼神和她的哭泣。后来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也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利益的女工发声。甚至有些厂房还给女工发避孕药来抑制生理周期，这对她们造成生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到压抑和痛苦。因为有时很难感觉到管理我们的是人，感觉他们是在对付你，而不是对待。此时，写诗便成了我抗争的一种手段，即“对这个世界说不”。像那些忍受不了而跳楼的人，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对这个世界说不，这是他们最后的抗争和悲鸣。我认为，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就会想表达，隐忍并不是我的选择。并且我写诗也是一种记录，也是彼时工人内心的证词。

　　周启早：对，出现在2013年。我那时原本想给富士康的内部刊物《鸿桥》投稿，但发现杂志内容都是给郭台铭歌功颂德。后来我去了富士康流水线年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新闻让大家多多少少看见了“流水线工人”这个群体。这之后，富士康流水线多了个人性化的规定，就是两个小时的工作中间要给工人留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这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更多时候，流水线转得太快了，工人需要不断地伸手把产线上的手机机台捡出来，堆在手边等着之后进行一个个检测，因此，10分钟的休息时间只能被用来赶工，我甚至失去了上厕所的自由。

　　不过，因缘凑巧，我正好遇见了清湖社区学堂（注：一家位于富士康周边的劳工服务机构）的大学生义工，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如虎添翼，开始创作打工诗歌。富士康半封闭军事化的管理，高强度的劳作，使我只能进行碎片化创作，上班的时候想到一首诗歌，等下班的时候全忘了，纵然记住，也是片断。痛苦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写出了不少自己满意的诗歌。在学堂的“演讲与口才”课上，我给大家朗诵自己的诗歌；我又给《清湖学堂》杂志投稿，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诗歌被印成铅字。

　　这一下我就更来劲啦，工作之余经常思索如何写好诗歌，每到周末便去义工书屋借阅书籍，阅读丰富了我的视野。这期间，我开始接触苏联文学和马克思的著作，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虽然没有把《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完，但流水线上的疲惫和生存线上的挣扎让我颇有悟性。在《剩余价值》这首诗中，我写道：“我们的剩余价值/就是把自己赤贫的肉身/摆放在祭台上/供一部分人大快朵颐。”

　　周启早：我当时看来，打工者是进退两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哪里都有苦难，只是多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十余年打工的经历，对打工人群的生活，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稍感性的人读我的诗，或许会因为诗中的待遇不公又残忍而后背发凉，但我想说的是，旁观者尚是如此，那么真正身处于水深火热的人呢？我察觉到了这样的不公，那么为工人发声，便是我的想法。打工不易，而不当工人回农村的话，做个小商小贩有被驱逐的可能，农村的地皮也在被资本家开发，集中起来做一些产业。不仅有资本的诱惑，农民有时也受到权力的压制。在一些不繁华的地区，只有接受拆迁和转卖地皮的条件，“钉子户”的抗争是很难到底的。并且补足房产之后，原来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已经没有了，经济收入也在下降，“更好地生活”变得遥遥无期。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并不代表这是对的，是应该的，我想让这些诗作拥有警醒的力量。

　　许立志（1990-2014），打工文学代表诗人。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坠楼身亡

　　周启早：首先是打工者先天性不足，一出生就被限制住了手脚，我认为现阶段在农村成长的孩子越来越难以“突出重围”，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其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匀，稍微好一些的老师就会被调到好点的学校去；加上部分地区孩子的约束力不那么强，知识接受不到位，也便失去往上走的资本。然后每个人，就会像被拧的那颗螺丝一样，一圈一圈被按进那个早就有的孔里，并且越拧越紧，很难有螺丝会跳出来。

　　在大工厂的流水线上，每一个工人都被原子化了，工厂故意把工人打散，不让他们形成一个团结有序的队伍。工人更应该保护好自己，搜集到更多的录音、照片、视频等证据，才能增加筹码。既然工人们都选择不做工厂制度的糊涂虫了，那么不打无准备之仗，多做谋划和筹备，也能在为自己争取权益之时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做一个清醒者吧，即使力量薄弱，即使危险重重。

　　周启早：是的，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香火》这本集子。其实我觉得它挺烂的，写得很快，少了些有力的批判句……集子里很多诗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让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第二次失踪》背后的故事。那个真实故事跟我写的还是不一样的，真实故事是她还活着，并且又回到原来被卖的那个地方去了。其实我是没办法接受她的选择的，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写的时候都快崩溃了。其实对我来说，诗歌是非理性情境下的产物，但是我觉得以“她自杀了”为结尾在那样的情境下是合理的想象。有时我觉得作家或者诗人残忍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像上帝一样决定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事实上我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这一次我想让作品更发人深醒。

　　学人：除了《第二次失踪》，你的诗歌中还涉及到“买儿”、“弑父”等话题，为何作品呈现如此的“荒诞”之感呢？

　　周启早：这不是荒诞，这些现象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湘西村落里受巫蛊文化的深远影响，都很信神鬼。《一次算命引发的谋杀》将“鬼神命数”当作人因自私无知而“弑父”的通行证。又好比在那有的小孩不好养或者多病，大人就让他们拜石头为父，每年烧香，拜一拜，放鞭炮，觉得小孩就好养活些。我们离城市和中心地带太远了，像是身处边缘。但有时边缘人更能反应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我落笔在此，不仅是因为我所到之处是这样，也是边缘人与社会的关系使然。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们不能用很死板的“标准”去衡量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多样化的东西，用自己的答案去强行规则别人的理解和思考方向，并不是一件好事。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文意，有时是个丰富其内涵的过程，作品或许能在读者的二次创作过程中更加鲜活。

　　周启早：写诗是与自己内心的一种交流方式，也像一个灵魂的出口吧，它能减轻我的焦虑，也可以释放我内心那种痛苦。写诗时，我能够感觉到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自由，那种书写的自由。而且在写诗的时候我可以不受约束，当时社会和工厂的条条框框将我捆绑着，让我无法正常呼吸，而写作能将我解救出来。一辈子不是做一个糊涂虫，其实挺好的。

　　现在我想专心下来写点东西，但是迫于生计我还是得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啊。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是小说家写本小说很花时间，需要一大段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我还是挺空想主义的，写诗其实挺快的，并且我是那种比较懒散，喜欢穿拖鞋的人（笑）。所以我现在还是现实一点，先写自己能写的吧，写小说就从长计议了。

　　学人：其实在2015年后，你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已经被广为讨论和转载。特别是诗集《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香港出版中英双语后，许许多多的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学者为你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不过，你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又有什么评价？

　　周启早：我将自己诗歌的母题定位为“爱、自由和真理”。过去的种种不幸让我对这几个词有着朴素而真实的理解。我原本只是一个想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写人们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书，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青年工人。但在第一本诗集终于得以出版的时候，我却觉得“追求个人奋斗，通过写作挣钱”这种想法是颗毒瘤，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弃。我想挣脱功利主义的束缚，不再做时代的俘虏。反过来，这种定位也使得我不再患得患失，汲汲于自我的情绪。以前我对做不到的事总是拼了命想要做好，现在就更能接受自己。并且我也没想到我写的诗是现在这种风格的。我现在不仅明白了诗歌对他者的意义，也越发明白了对自我的意义。哈哈，我在给帮助翻译我诗歌的宋德利老师（注：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给你念念？

　　周启早：“诗歌是我灵魂的火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步领悟到，创作诗歌就是一场与词语的生死博弈，我必须死死扼住词语的咽喉，找到无可替代的词语，像小李的飞刀，一刀毙命，像养由基的箭，百步穿杨，总之要快准狠，直击命门。我喜欢全力以赴式的创作。诗歌于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诗歌就是我的命运和遭际的必然产物，她是我灵魂的火焰，思想的结晶，她是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我走向光明。”

　　*访谈内容部分引自清湖社区学堂：《“打工诗人”周启早：他书写的社会与社会刻画的他》、围炉：《对话周启早：不做工厂制度下的糊涂虫》。李雪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