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开始建造到如今，武康大楼（原诺曼底公寓）已在上海屹立了一百个年头。它曾是安静街区中的寻常公寓，却在近些年成了“网红大楼”——流畅的弧线、复古的红砖、漂亮的券廊拱门吸引游客纷至，打卡摩登风情，节假日则更是盛况空前。

　　在《蚌壳与珍珠》一书中，著名作家陈丹燕、媒体人陈保平通过武康大楼住户的口述，记录下这栋建筑之中“活”的故事，在他们看来，游客围观的只是武康大楼的“蚌壳”，而其中的人与故事，才是此间真正的“珍珠”。

　　陈丹燕根据入住时间将武康大楼住户们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建造之初搬进的外国白领与管理人员，他们是摩登生活的践行者，有着与这座公寓相契合的新潮的生活方式。第二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经分配住进来的，他们大多是文艺工作者与干部，是当时为主流社会价值所认可的人员。第三批则是新世纪至今的住户，是新的社会精英。不论哪一批住户，都象征了上海在不同时期的都市性与前卫性。

　　正如书中陈保平所写：“近百年来，武康大楼经历了民国、抗战、解放、新民主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大时代的风风雨雨，里面的住户就像轮船上的乘客，上上下下，来去匆匆。武康大楼百年，其中人的情感与故事才是武康大楼最生动的痕迹。”

　　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陈丹燕与陈保平，一起剥开网红的“蚌壳”，寻觅其中历史的“珍珠”。

　　小时候，武康大楼只是安静街区里的一栋寻常公寓。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建造过不少大型现代主义公寓楼，我并不觉得武康大楼在其中特别突出，整个湖南街道街区也没有出现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家跑到外滩去人挤人观光的情况。这也是变迁中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最初想做口述史的时候，武康大楼只是二十年代造的、非常安静甚至有些老旧的楼。我们家曾经住过类似的二十年代建造的公寓，这些建筑虽然看上去很漂亮，但居住体验非常不舒服。所有老公寓楼都一样，哪怕是在欧洲也差不多。比如上下水系统，水管出水特别小，下水道经常被塞住，我们必须小心对待所有厨余，因为一旦松懈，（下水道）就会被堵住。楼上的人家经常马桶漏水到我们洗手间，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家也漏水到楼下，以至于楼下邻居敲门提醒。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去采访居民，由于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看见居民们的身体语言与面部语言，我们也大概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沿街的大楼刷新改造，武康大楼进行了统一的外墙粉刷，这让旧楼的颜色更加亮眼，但那时武康大楼也没有成为打卡地。我小时候住在愚园路，当年它和武康大楼属于同一租界，不过，现在想来它与武康大楼很不一样。愚园路东起乌鲁木齐路，西到中山公园，东西贯通，空间比较狭窄，只有江苏路附近有一段辐射空间。

　　而武康路位于广场型位置中，是衡复风貌保护区中心点，有很强的辐射性。愚园路实际上没有辐射点，中山公园以外基本都是郊区，而且长宁区愚园路周边有很多棚户区，当年住着基层劳动者，与武康大楼所在的湖南路街道不太一样。

　　从武康大楼顶楼的天台俯瞰武康大楼马路交汇处©《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

　　武康大楼在1949年以后被政府接管了。我到上海徐汇区房地局看到了当时市房管局给它们的管理证书。1949年以后，政府将一些私有财产归还个人。而当时这个房产属于孔二小姐，1949年他们离开，武康大楼作为地产被收为国有财产，政府将房子再分配，大致分给了南下的干部，和一些文艺界比较著名的演艺人士。

　　当然也有一些留在楼里的居民是自己租住的，比如书中我们第一个写到的沈仲章先生，就是靠几根金条把房子“顶”下来。而1949年前大多数的中外租客基本上都搬走了。

　　后来我们在警署查之前的档案，在书中也有一些章节记录了这些档案，其中包含了1949年前后搬走的租户，和到上海做生意的俄罗斯人、英国人等。比如赵丹老师之前曾在这里住过，但我查找解放后的材料，发现他后来实际上已经搬走了。警署户籍资料能帮助我们发现十几年前后的人事变动。此外，更早的是徐汇区藏书楼有一本上海图录，登记着租户变动。

　　后来蒋经国逼着他们把楼交出来，其中的人员变动资料我们找不到了，但采访俄罗斯赤塔的张霞时，她给我看了一些照片。当时她在意大利读书，找到了一个曾经在武康大楼住过的人留下来的照片，是现在的Starbucks，那时前面并不是小花园，而是一片空地。他在街心花园以武康大楼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说明他是当时的租户。我们只能找到非常零星的资料。

　　去警署查档案的经历，我们在书中记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解放前住在里面的大实业家，他家里好几个佣人，这说明他的家族与企业之庞大。另外，也很有意思，他们有一个户籍，而并非是一家人在同一个户口里，我们后来才得知这是一个理发店，相当于一个小业主雇用的群租。他们每天在楼下门面里是理发师，而晚上就住在上面。

　　实际上西洋的建筑别墅很多地方都有，比如青岛、哈尔滨、广州，而上海的西洋公寓大楼是唯一的。因为在二三十年代，即上海的大发展的时代，它需要大量的居住的空间，所以这样公寓式的大楼在上海能够引起关注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它在全国的唯一性。

　　刚才陈保平提到的公寓别墅，都是一大家子住的，而上海的公寓开始只能住小家庭了。大家现在看武康大楼的外观会想象房间像宫殿那样，但其实并非如此。它其中的一室户、一室半户、两室户、两室半户等，都是给单人或夫妻两人住的。在整个武康大楼的建筑图表里，你可以看到它连儿童房都没有，佣人也不跟家里人住一起，而是专门设计一排房子供他们居住使用。

　　同样有意思的是，伴随着现代都市小家庭生活方式的诞生，租户不怎么洗衣服，大楼下就有洗衣房。楼下的配套设施还包括药店、面包房与牛奶棚等。这些现代人比较熟悉的生活方式，都是当时都市性的一种象征。

　　老地图中的武康大楼，可见“汽车间”“药房”等配套设施。©《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7年）

　　当时的白领、管理人员在这个城市中并不想要祖孙三代的大家庭生活方式，而公寓恰好给予了小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始终没有普通劳动者住进公寓，住户都是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比较好、相对稳定、社会认同度高的阶层。之前陈保平提到新时代政府很保护知识分子，如孙道临、郑大里等一些电影界人士，为他们安排住宿。

　　武康大楼同样经历过动乱时期的抢房潮，有些住户是在这段时间搬进来的。这段历史年轻人不熟悉，我以我个人为例来谈谈。

　　我家住五原路，我有两个哥哥，父母都是官员，所以我们家是一层楼，两套公寓，一套给我哥哥和爷爷住，另一套我跟父母住。1966年，我们家人从其中一套公寓搬出来，全家人住在一起。突然有一天，我那时候太小，不能很好地记清日子，大概1967 年或者 1968 年的 1 月，特别冷，我妈妈突然说搬家，我们的房子需要全部搬出来。那时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公家分配的，家具上都有一个小小的铁贴条，注明属于哪一个机关的第几号。而所有的公产都要归还，所以我们家刚搬到一楼时，集体睡地上，因为只有被褥是可以带走。我们也不能够拥有完整的一套公寓，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在其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来这套公寓还住进了另一个“造反派”，是年轻的翻译，他跟我们家关系要好，因为我们家人多，下雨天经常帮他收衣服。所以，在当时，如果你家比较安定而后受到冲击，一定是遇见了抢房潮。

　　一方面，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用特权占有了更多空间，在“动乱”中，财产、房产中的一部分被其他人占有剥夺，而这种占有剥夺也不是大多数底层人完成的，它只属于掌握造反权力的少部分人。他们拥有权力，同时在住房上比较困难，于是通过革命手段对空间进行再分配，这实际上是对合法财产的一种侵犯。我们正缺少对于合法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所以现在才会认为如此带着所谓政治正确理论剥夺他人财产的动乱是民族伤害。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公寓在上海的诞生表明一个阶层成熟的开始。这个阶层的成长发展，无论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产也好，白领也好，最主要指的是上海经济到达了一个需要有中间商与大量管理者来运作的状态。因为这些公寓住户基本上都是管理层，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央行高级资源经理。而这个阶层的发生也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五六十年代，这个房子属于公家，他们只付很少的房租，所以同一楼的租户，大家付的房租也一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不管是新楼还是老楼，大家相处都比较和谐，而对房屋的维护与爱惜主要来自房管所，住户并不在意自己的房子。而当产权发生变化以后，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多数老客户把产权买下来了，有些买下后随着房产市场的差价又卖掉，又有新的业主进来或者是买下来的人把房子出租了，像王文娟家。当产权意识开始比较鲜明，大家对自己房子的爱视、保护、维修和过去很不一样，包括我采访的港商高管周炳揆，他租上房子后把它买下来，对里面的所有门窗地板保护完全按照原有状态来进行，连空调都不装。这种意识是在产权属于自己以后才会有。

　　现在每家住户对自己的房子内装修的设计也有要求，这也和之前不一样。武康大楼住户对产权的意识和保护，和所有的空余楼使用权发生变化息息相关。在房管所管治武康大楼时期，武康大楼门外有热水亭，让人走进来都不再会有寒冷的感觉，但后来为了支持国家，热水亭都被敲掉了，每个窗户上有一根“有帽子的”，很粘，它让开关窗时不会发出很响的声音，也避风。再后来这也渐渐坏了，百叶窗基本上都拆掉了，这是产权意识的很大变化。

　　对房子的认识与社会价值取舍是紧密相连的。武康大楼一直受到社会的保护，社会主流对于这幢建筑总是持有认同的态度。自二十年代起，它就被认为是最时髦的；在四十年代大战时，它又被作为重要的财产，进行争抢；到了五六十年代，社会阶层中好的艺术家、来到上海管理城市的南下干部，都被安排在房子里边，社会依然认同武康大楼是比较好的、体面的房屋。再到如今，武康大楼开始可以买卖，人们用金钱调解价值认同的关系。我们先后去了几家通过买产权或租用入武康大楼的住户，我的感受是他们对武康大楼有明显的投资意识与优越感。

　　陈保平讲的周先生是我哥哥的小学同学，因为我们街区住得很近。这种社会价值给一部分人带来优越感同时，人们有时也会因此回馈给社会，形成良性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我们在采访武康大楼居民时能够体会到的一点。做口述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对于受访人也并不轻松。当我们很想完成这项工作，而对方可以选择不跟你说这些事情。那么他为什么将自己的家向你乃至整个工作团队开放？

　　在上海现代主义老公寓租住的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隐私的保护，他能够开放自己的家，把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的经历全告诉你，除了优越感以外，可能正出于从中滋生出的社会责任感：我愿意把自己认为好的居住经验，或者说自己应该把有价值的城市记忆告诉你，相信你会把它固定下来、保留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但通过自己对世界都市的观察来看，我自己认为，在社会主义梧桐区，当房子败落以后，一个小孩子慢慢从其中认识什么是西班牙式、什么是哥特式、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是art deco（艺术装饰风格），这个过程非常独特且有诗意。现在我们说上海的art deco（建筑）是世界第一，反而有点傻。人人都跟我讲武康大楼独一无二，但在巴黎的转角有太多这样的建筑了。你可以爱这个城市，但如果因为爱，你把一个普通人说得像嫦娥一样美丽，那你并不是真的爱她。你爱她的幻想，这对嫦娥来说或许是种侮辱。世界一流城市才是保护城市多样性的典范。我们总想花足气力幻想摩登时期的上海，但那时候真的就这么好吗？

　　我曾经去武康大楼周围观察过一番，看到许许多多姑娘拖着行李箱，在街上换衣服、拍照。我相信她们是善意的，她们希望服装与背景相配，但换的衣服要么是民国风的，要么是十九世纪末欧洲风。在我看来，这和武康大楼并不是一回事。

　　大家喜欢武康大楼的确是好的，但是在这喜爱里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出于对虚荣的幻想？这个可以慢慢区别开来。衡复风貌保护区那么多人带着反光板，跟着摄影师来拍照片，这并不坏。但我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沉静下来。历史街区不是夜夜笙歌、公海赌赌船官网纸醉金迷的，城市精神不是炫耀出来的。

　　当然，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表扬这些打卡者。武康大楼这么多人打卡，而由于门口挂了一块私人住宅的牌，从来没有人强行进去。有次一个租客可能想把房子卖了，在房产公司放出出售信息，没想到来登记的、想要买房子的竟然有 100 多个人。当然，实际上其中很多人并不是真的为了买房，他只是想看一看里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