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被木头书柜包围着，中间是一扇巨大的窗，犹如名画般的尺幅，占了大半个墙壁，窗和画一样，都像在一扇完整的墙壁上凿出一个洞，聚集从外或从内而来的异光，再如瀑倾泻。

　　对于创造奇景的人，探望他们所居住的房间是有趣的旅途。我发现，作家们似乎总是在搬家，从一地去往另一地，在这样那样的小小房间里，留下了居住过的人的痕迹，无人追悼，更没人留意，那些短暂的作家的房间里，或许也会像他们所创造的崎岖故事，有着并不为人所知的微小的秘密。

　　北岛曾经的书房位于香港东隅的马鞍山，离他的家走路7分钟的一间服务型公寓中，书房与家之间隔着马鞍山公园，每天北岛穿过公园小径去书房写作。

　　他说自己并非一个藏书癖者，他的书房只有一个书架，以及乱堆在书桌上的正在阅读的书：《叶芝诗选》、《楚辞》、《特朗斯特罗姆诗选》、《巴列霍诗全集》……

　　他的藏书正如他的诗歌写作一样俭省，虽然另有一面书墙的书留在7分钟以外的家，他却愿意书房这里只有他严选的几个诗人的诗集，没有更多。这里没有彼时漂泊的气息，有的只是枯索秋意，映照窗外永远钢蓝色的静海。

　　“他出生时家具又高又大又庄严如今很矮小很破旧没有门窗，灯泡是唯一的光源他满足于室内温度却大声诅咒那看不见的坏天气一个个仇恨的酒瓶排在墙角瓶塞打开，不知和谁对饮他拼命地往墙上钉钉子让想象的瘸马跨越这些障碍一只追赶臭虫的拖鞋践踏天花板，留下理想带花纹的印迹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书桌被拍成了照片，这张照片也被用作于台湾印刻版的《巫言》封面。

　　一张临窗的书桌，窗外郁郁葱葱，淡淡墨迹的“花”字印在桌上，一张稿子摊满书桌，据说那上面写的是日记。她言：很安定，你安身立命的就是这个书桌。

　　“台风之后，天空变得非常高。云堡一座一座，往西缓缓移动，仿佛神祇们在大迁徙，在那湛蓝镜境中。

　　一幅尺方绢巾，印一大字，花。墨色的花，古拙的花，骨子是碑体。有碑路，有帖路。帖路流盼可熟极而流就要回到碑，碑的涩。碑路雄健，朴厚。骨子是碑的花，却形似敦煌壁画里那些吹乐飘舞的飞天射逸出裙袂。字的花，是世间全部、所有、一切一切花的抽象，意指，和符号。但我每一看它，皆惊喜如看见不是才吐苞若一纹蓝宝石的菖蒲忽然在五月鲤鱼旗给风吹得横直的晴日里绽开了。不是梵谷那种满画面许多焚开的鸢尾花，是幽独一枝摇曳的蓝菖蒲。绢上花字做为丧仪的答谢礼，书字人已幻入大化。

　　另一幅字，小字赋诗书字人自己的诗：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张爱玲搬过很多次的家，从上海到天津，从国内到国外，前清遗老的旧房子，听得见街上流行乐悠悠飘来的高楼公寓，炮火横飞的香港学生宿舍，美国僻静山谷里的写作之家，海外独居的神秘的家…….

　　那些琳琅的家的回忆，最温柔可亲的一部分，还是来自最初的岁月里，母亲从英国回来后，和父亲短居的那段时光。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Midnight in Paris》，一辆马车从石板路上哒哒而来，年轻人在温柔的午夜回到灿烂的19世纪，落雨的巴黎。酒馆里微醺的海明威对他说，你是作家，去观察。

　　作家的房间在此处亦是不固定的， 如同流动的盛宴，咖啡馆、书店、午夜的酒吧，一切的所在都是他写作的场域，19世纪的巴黎同样是一所光怪陆离的玻璃房子。

　　世界各国的文艺青年潮水般向那里涌去，他们挤在巴黎狭窄的街头，坐在那些散落各处的咖啡馆中。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他的《一张1929年的巴黎明信片》里说：宴会，晚餐，诗人，怪诞富豪，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牡蛎，雪梨酒，阿斯匹灵，丹青，女同性恋，编辑，书籍，水手。光怪陆离，妙极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我们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晴朗、凛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应，许多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这样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们烧足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阳光是美丽的。”

　　Patti在20岁的时候只身前往纽约，一开始，一直是颠沛流离的状态，她睡过地铁站、朋友家的门廊、书店的隔间…直到遇到Robert，公海赌赌船官方网站他们在霍尔街上租了个能在水槽窗户里看到白桑树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家。

　　这几乎是精神伉俪模板般的理想国，印度布装饰的墙面、兰波的诗、布满咒语的护身符、壁炉上放着弟弟送的唱片机和亡灵节的纪念品、床上是妈妈寄来的温软旧床单…….这犹如谭崔艺术的家，那些逐渐累积的织物与水晶碗，亮闪闪像一切白手起家的好日子，比装盛在大都会博物馆——Patti将那些著名的美术馆都称为动物园——里的稀世珍奇都要宝贵。

　　在一切“垮掉的一代”的读物和颂歌中，Patti和Robert在霍尔街布置房子和一起画画学习的日子，让我觉得是最令人艳羡的时光。

　　“我们不多的财产悉数堆在未来卧室的中央。我们穿着外衣睡觉，到了垃圾收集的晚上，就上街搜寻需要的东西，神奇的是竟然都能找到。在路灯下，我们找到了一张废弃床垫、一个小书架、修修就能用的灯、陶碗、装在破裂华美镜框里的耶稣和圣母像，以及一块破旧的小波斯地毯，正好搭配小天地里我的那一角。

　　我用小苏打擦洗了床垫，罗伯特给灯重新装上电线，扣上羊皮纸灯罩，还在上面画了他自己设计的纹样。他的手很巧，毕竟是为妈妈做过首饰的孩子。他花了几天时间重新串了一副珠帘，把它挂在了卧室一进门处。

　　我回到了南泽西，把我的书和衣服都带了回来。我不在的时候，罗伯特刮起了他的素描，还用印度布料遮住了墙壁。他用宗教手工艺品、蜡烛和亡灵节上的纪念品布置了壁炉台，把他们摆得就像祭坛上的圣物。最后他用一张小工作台和破了边的“魔毯”为我布置了一个学习区。”

　　“苏珊桑塔格住在一间五室户的家具稀少的公寓里，它位于曼哈顿西区切尔西的一栋大楼的顶层。屋里到处都是书和纸，书大约有一万五千本之多…她每天要在木质的厨房桌上写作七八个小时，这个厨房不单是厨房，里面什么都有，传真机和复印机安静地躺在那里，电话铃声偶尔响起。”

　　这是《巴黎评论》里对于桑塔格访谈开端的记述，除了文字的描述外，现在还能从些许留下关于桑塔格室内的照片中，看到她在自己的房间中的样子：趴在起居室桌上写作的桑塔格，脸上也会露出微妙却戏谑的表情。

　　“1992年，在获得1万美元的创刊赞助、一间居住和编务合一的房间、每月200美元生活费的情形下，我和石涛开始筹创《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我冒昧地给苏珊桑塔格写了第一封信，附上《倾向》创刊计划，请她支持并名列刊物的编辑顾问。她很快回信，欣然应允……

　　是个春天的下午，我担心自己的英文应付不了这初次的会面，故请了一位年轻学者、现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田晓菲小姐去助译，替我壮胆。我俩在曼哈顿下城红线地铁站拾级而上，一路对着地址，找到桑塔格位于纽约切尔西区23街那栋岩石般凝重的大厦，门卫致电、允入，乘狭小的电梯直升而上，她黑衣黑裤，候在门前。她身材高大、热情温暖，有着先前从照片中看到的美。

　　进入她那颇为宽敞的顶层公寓，沿廊墙上挂着数十幅意大利建筑家、艺术家乔瓦尼皮拉内西的镜框版画，醒目抢眼。她将我们引入用来会客的厨房，厨房尽头有扇敞开的门，门外是环绕着整个顶层公寓的超长弧形阳台，气派、视野辽阔。从阳台上，既可以俯视阳光下闪烁着水光的哈德逊河，也可遥望映衬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

　　几乎找不到更多有关麦克尤恩的逸闻，一个擅长描述边缘者的人，大概只会在作品里去回应某种小范围隐秘的疯狂。

　　关于他的房间的些微踪影，大概能追溯到他离家后，前往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班时，租的一个小房子，他每周在房间的小书桌上奋笔疾书地写下绝妙的短篇，周末拿到小酒馆给朋友看。

　　除此之外，还能找到的，是几年前一个中国记者前往英国格洛斯特郡采访麦克尤恩时，微微透露出的一点点关于他的住所的片段。

　　“采访结束后，他说：出租车司机可以再等等，误不了你的火车。你一定要看看我的花园。穿过典型的乡村厨房，出了后门，放眼出去，是一望无际绵延的山谷。明媚的阳光下，花园真是繁花似锦：樱花树、郁金香、玫瑰、修剪整齐的冬青，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和树。

　　我赞叹花园之美，他说：你得过来看看这个。顺着花园的台阶而下，就看到不远处一汪湖水，湖边系着一叶扁舟。他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创造，原来没有湖，所有的朋友都说你肯定挖不成湖，我证明了他们全是错的。

　　他说五年前搬到乡下常住，三年前挖了这个湖，原来他家在伦敦城中心有栋大房子，乡下有座小房子，后来就交换了一下，在乡下有了这栋大房子，伦敦留了个小公寓。现在虽然还经常去伦敦，但这里更是家——因为书也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