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拆解概念，书与房都有自己的物质实体。书承载着可以不断升华、浩瀚无限的精神世界；房，似乎不必多说，它是一个实在的有限空间，这个空间存在于实在的有限土地之上。而土地与空间，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核心命题。给无限以限定，给精神以寄托——书房的结合充满了张力。在当代读书人踏入“照见天地心”的展览空间时，在极尽耳目之娱的同时，或许也会本能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竟如此“触目惊心”。

　　“照见天地心”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感。“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尽管故宫午门的大多数展览都会利用黑暗与灯光的反差，但当“照见天地心”在追光之外将墙体制成石壁效果，让人不由想到桃花源的入口——在读书人的世界里，书房本身也包含着一重桃源意象。进入展览空间，前则“五经萃室”，后则“鲁壁”“壁星”；两者之间为一独立展柜，内陈当代艺术家徐冰作品《文字的尊严》。宇宙天地、传统经典构成的精神内涵，与艺术家从文化字符中抽离出的形式意义相交织，组成古与今、内与外的关联情境。来自古代的屏风与牌匾，今人精心排印的活字版印制书籍，模拟古意的天文展板，以不同的物质媒材，赋予情境以特殊的质感。

　　这样的展览开头，奠定了展览本身的形式基调，并一以贯之。诸如此类的古今互动、内容形式的互文，在展览中比比皆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照见天地心”在形式质感上，实现了展览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重要特质：关闭唯一解释的通道，而打开了多维体验、丰富朦胧的空间。

　　情境感，是“照见天地心”展览另一项突出的特色。一方面，展览的核心对象“书房”，本身便属空间，其因空间的存在而成立。空间的表现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和大多数历史类展览不同，“照见天地心”并非以时间为轴展开线性叙事。从展览的三个单元名“委怀琴书”“正谊明道”“结契霜雪”可知，其立意点更多在于读书人不同的侧面。“委怀琴书”落脚于书房中的活动，“正谊明道”展现“修齐治平710公海赌船”的理想关怀，“结契霜雪”突出由书而成的浩然气节。单元之间在整体上既是平行的，同时又隐含着递进与升华的关系。这样的展线安排也让“情境感”显得更为必要。展览对情境感的强调，使得文物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在一定的局部空间中呈现出较强的整体性、关联性乃至互动性。展览情境感的形成和塑造，进一步强化了因古今展品交融而产生的化学反应，制造出更为浓烈的独特质感。

　　在打破时间线索的展览叙事中，如何合理化情境空间中一组展品或多组展品的“共时性”，这是历史类展览中的常见逻辑问题。在“照见天地心”中，故宫恰成为了解决这个共时性问题的最佳场域。

　　明清故宫的旧主皇帝们，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而收藏行为本身也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其突出的特色活动之一。因此，当商周青铜、宋代名瓷名画一一布陈于书房空间，与清代文房用具并列之时，这种跨越时间的组合不仅未令人诧异，反而在以清代宫殿为展厅的空间中显现出顺理成章的合理性。展厅也就此顺势更加紧密地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家的拟古作品穿插其间，并不显突兀，更像一种突破了迥异于文字的阐释与演示。这种阐释因模拟行为的存在而比文字呈现出更强的融入感。

　　由艺术杰作《天书》而衍生的《文字的尊严》，落实于活字印刷而成的古籍，上面印刷的“伪汉字”似曾相识、一本正经，又不可识读。对文字内容的刻意打破，打开了聚焦形式的大门，照亮了汉字更深层次的艺术价值。陶瓷艺术家白明的《墟像·卷轴》以陶瓷为主要媒材，烧制出颜色深浅不一的卷轴堆在一处，瞬间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种种“焚书”事件的记忆。陶瓷卷轴沥火而生、而存，那么流传至今的知识呢？文化呢？记忆呢？毁灭与留存，废弃与追溯，文化传承的过程被赋予仪式感，以艺术的手法徐徐展开。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古器古画出场的数件文物，尽管已被安排在独立展柜之中，但从展览现场的情况来看，或许是情境的整体性强烈，它们并未引起观众的特别重视。平心而论，宋代汝官哥定钧等名瓷以及米芾、米友仁、郭熙、石涛等名家名品的出场确实无特别铺垫，一映眼帘，极感意外惊喜。尤其是米芾、米友仁、郭熙、石涛等人的书画杰作，真品罕见难得，偏柜前冷落，远不及当日《清明上河图》展出时之热闹。不过，如此一来，孤身信步画间，米氏云山、窠石平远、搜尽奇峰，倒真能略感林泉高致、云山雾罩的高士境界和皇家享受。

　　以历代皇室之藏，来布置一场书房展览，则展览中呈现的书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触碰的，充满了不真实感。“陋室”与“德馨”的经典比对在前，任何对书房的铺陈都是一场冒险。

　　与“照见天地心”形成比较的是，北京大学有过一个图文新闻系列，叫做“北大学者书房”。新闻中真实的学者书房满架皆书，空间无不逼仄。故宫老馆长张忠培先生在《华县泉护村》的后记中谈到过一件往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因为房间太小，而书籍、文件太多，一时之间无法找出拟出版的考古报告初稿，致使出版延宕数年。这样的小波折对不少读书人来讲恐怕是很有共鸣的情形。由此亦让我们想到读书的现实：寒窗苦读的年华里，人们通常是没有书房的，不过有个书桌而已；以读书为生的人，通常也没条件置办什么舒适的书房。“书中自有黄金屋”，多沦为一句自嘲。

　　而在“照见天地心”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似乎与书房主题相龃龉的细节：展览中的书房里，其实是没有太多书的。这是因为，这种书房的主人还会拥有专门置放书籍的藏书楼。书房背后的“土地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金屋”和“书”的关系仿佛颠倒过来。如此一来，我们不禁心生疑窦，在与现实境况的对比中，“照见天地心”的主旨到底落脚于何处？

　　答案或在展览的副标题中——“中国书房的意与象”。细究字眼，“意”与“象”皆非实体，而在乎精神。换句话说，展览中的皇家书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只是一个至臻完美的“幻象”，但幻象的由来和根脉，却源于千百年来读书人的自我期许与理想。书房是实体，却也是虚象，其背后的落脚点还是读书人。书房中的读书人，会有怎样的活动？将如何在褊狭一隅中开启自己抱负的实施？又如何在徘徊反复中邂逅自己的真心实意？假若展以陋室，一桌一席、一灯一书，恐怕难以提供足够多的线索，去引导我们体味因读书而生的美妙境界。以皇家书房为底色的布置，亦真亦幻——作为实体它遥不可及，作为理想之境它时刻萦绕心头触手可及。

　　人们崇敬书，固然是因为千年来的科举制度，让书成为了阶级跃升的阶梯，成为了世俗成功的垫脚石；但当读书者真正进入书，书中的信息之网，让他们与天地圣贤、宇宙自然发生了精神关联，赋予了他们发现重新认识和发现世界的眼界，重塑他们对世界的热情和想象。读书改变和塑造了人，那么当读书人拥有足够丰沛的财富与资源时，他们将会怎样去营建自己的小世界呢？他们将展露出怎样的关怀与趣味呢？与其说，展览表现了皇家“低调奢华”的一面，倒不如说，展览借皇家书房给了古今读书人一次展现胸怀和品位的机会，让他们在“委怀琴书”的自遣中，在“正谊明道”的情怀中，在“结契霜雪”的自明中，将自己发现和创造的另一重世界之美，呈现给众人。书中未必有黄金，但书中仍有“黄金屋”。

　　“照见天地心”的书房里，除了书不多之外，其他各种好玩好看的东西令人眼花缭乱。书房不仅是汲取营养的空间，也是工作空间。在工作空间里，为什么可以有如此多用于把玩欣赏的文物、书画呢？对于普通读书者而言，它有理想表达的一面，但对于日常使用者来讲，它可能还体现了“上班摸鱼”的需求。网络有语“差生文具多”，联想到上班时间勤于写诗的乾隆帝，不禁莞尔。本版摄影/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