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商周至汉魏的矮型家具，到隋唐时期过渡为高型家具，再到宋元时期家具类型与装饰的多元化，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和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及至明清时期，进入以硬木为主的鼎盛期。

　　明代中后期，硬木家具出现并快速发展，以古朴大方取胜，注重榫卯结构的精密巧妙。之后的清式家具，一改明式家具面貌，在制作工艺上以富丽华贵见长，装饰手法丰富多样。

　　传统家具中，明代以前的传世实物很少。而在明清两代，制作最多的是百姓日常使用的柴木家具，硬木家具占比量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其材料难得，制作工艺要求又高。在硬木家具出现前，漆木家具是中上层家庭的主要家具。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对各阶层家具使用进行了描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与少年时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这说明，嘉靖年间细木家具并不常见。但到了万历年间，硬木家具迅速发展，成为富裕家族之间攀比的物件。这一变化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有很大关系——由于海禁开放，许多硬木得以在国内流通。硬木是优质木材的统称，常见的有紫檀、黄花梨、酸枝木、花梨木、铁力木、鸡翅木等。这类木材颜色艳丽，木质纹理多变，同时木性稳定，密度大、油性大、耐久性强，可以在较小断面进行复杂设计，为榫卯结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明代经济发展迅速，江南地区园林的兴造，使得文人墨客对家具有了更多新要求，推动了明式家具的发展。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就有对“二宜床”“禅椅”“香几”等家具的记录，着重于养生方面的需求。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的“卷六 几榻”，也列举了桌、椅、几、架、屏等10多种家具。其好友沈春泽为其题序，序中所写“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基本反映了明代文人对家具审美的要求。

　　明式家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来说，不限制作年代、使用木材，只要具有明式风格，就可以称为明式家具。而狭义的明式家具，则指明代到清代前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设计合理的家具。王世襄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说：“这一时期，尤其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年—1735年）这200多年间的制品，不论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称之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明式家具整体呈现的特点是造型简朴大方，线条凝练有力，比例适度，榫卯精巧，充分展现出木材自身的天然纹理，同时注重舒适度，符合人体的曲线。比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花梨玫瑰椅，在靠背和扶手内靠近座面的地方施圆形横枨，枨下加矮老；靠背用板条攒成曲边券口牙子，牙子内侧起线，向下延伸，与横枨相连；座面下方以罗锅枨加矮老进行支撑，在前面的管脚枨下方配以素牙条——这是玫瑰椅中最为常见的样式。四根管脚枨中，前面的一根最低，两侧的两根次之，后面的一根最高，是典型的“步步高”赶枨做法。此椅搭脑、靠背和扶手的横枨、扶手均以圆材做出造型。四足和管脚枨，使用了近似外圆内方的做法。这是用断面为长方形的直材倒棱后，又将底面磨平做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增加看面，使枨子和用材较大的边抹及腿子分量和谐。这个形状是匠师们经过不断实践最终找到的效果最好的结果。不然的话，如果也采用圆材，看面如果和边抹厚度近似，就会显得笨重；如果比边抹细太多，又会造成比例失调。正如西汉刘向《说苑》所写：“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整把椅子极具装饰之美，又并不喧宾夺主，更多的还是突出木材本身的天然纹理，以及整体造型的简练浑圆。

　　玫瑰椅是椅子中体型较小的一种，用材单细，造型轻巧美观，多以黄花梨制成。我国江浙地区称扶手椅为“文椅”，指靠背和扶手都比较矮，且高度相差不大，并与椅盘垂直的一种椅子。明式家具中，玫瑰椅的传世数量相对较少，但从文献中可知，其广受文士阶层的欢迎，在江南文人的书房陈设中更为多见。缩小椅背与扶手高度差的做法，使其造型别具一格，靠窗摆放时，不至于因椅背高出窗台而造成视觉空间上的凌乱。当它与桌案类家具配套使用时，也不会因椅背高出桌案而显得突兀，避免了高椅背在整体空间陈设上难以协调的缺陷，可以与室内整体空间更好地融合。

　　清式家具则体现了另一种审美。清初家具完全延续明式家具的做法，并不能称为清式家具。变化大致发生于康熙后期，经历了雍正时期后，在乾隆时期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逐渐没落。清式家具的产生，是社会审美变化、工艺创新进步、生产技术提高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后的结果。制作材料上，紫檀、酸枝木成为主流。制作产地上，苏州及周边地区开始衰落，广州地区反而异军突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贡单来看，广东地区官员所献者，尤以紫檀家具为尚，其数量众多，超过内廷造办处与江南三织造及各地方官等承办家具数量的总和。制作特点上，用料宽大，装饰繁多，造型多样，镶嵌繁巧。

　　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套酸枝木嵌红筋石面半桌，桌面呈梅花状，边框上满雕花卉纹；框内镶红筋石面；束腰打洼，8个鱼门洞均匀分布；束腰下装有透雕牙板，中间鼓出，雕双狮绣球纹，两侧为松鼠葡萄纹；三弯腿，上部雕刻狮面纹，中间雕花卉纹，下部为外撇的鱼龙纹；管脚枨满雕梅花纹，本身形状亦模仿梅枝，中间相交处向上凸起，以圆雕的手法雕刻一盛开的花卉。配套的一对兽足凳，凳面为梅花形，嵌红筋石，边缘施一圈乳钉纹，面下束腰，牙板上浮雕葡萄纹。三弯腿，上部为狮面纹，中间雕花卉纹，下部为兽足，四根管脚枨相互交叉。整套家具用料粗壮，雕刻面积大，受西方建筑雕刻影响，雕刻的花样繁多，且较高隆起，打磨工艺细致，与明式家具的“朴实”“典雅”不同。此外，其层次感、立体感、空间感很强，并且磨工精细，丝毫看不出刀凿痕迹。

　　在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各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可以着重欣赏明式家具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中暗含的文人气质与精神，也可关注清式家具的华贵瑰丽，感受其选材的考究和做工的精细繁复。

　　（作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员，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10月31日8版，图片均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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