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篇人人耳熟能详的《陋室铭》，将对书房的想象刻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从刘禹锡的“陋室”到蒲松龄的“聊斋”，从杜甫的“草堂”到陆游的“老学庵”，从梁启超的“饮冰室”到鲁迅的“老虎尾巴”……读书人的书斋从来都不仅是存放书籍、查阅资料、方便书写的场所，而是著书立说、寄托情感、赓续文脉的精神空间。

　　随着网络、电子阅读的普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拥有一间实体的书房已非必需。但在读书人的精神角落，总有一片天地，是属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

　　回顾今年的故宫博物院午门大展“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让人们有机会从午门出发，在书画、器物、家具等展品中，回望、想象、走进中国书房，体会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

　　书房，古称书斋。书籍与房舍，构成了书房的实体存在。从仅可容膝的陋室草堂，到四库充栋的皇家庭院，书斋可藏于市井，可隐于郊野，并无一定之规。但书斋作为集读书学习、著书立说、明心见性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张小李认为：中国传统书房萌芽于先秦私塾，其范式在唐朝确立，并延续至后世。

　　清宫书房众多，是古代书斋文化的集大成。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搬”来的两间乾隆书房——“五经萃室”和“香雪”的意象原状。

　　“五经萃室”占地不足6平方米，是乾隆在昭仁殿后专门隔出的一间小书房，保存着他认为是岳飞之孙岳珂校刻的《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书房格局紧凑，上方悬挂着乾隆楷书的“五经萃室”匾，下方是一扇紫檀木嵌楠木髹漆的炕屏，刻有《五经萃室记》。炕屏前的楠木十六屉炕桌，为存放“五经”之处。可以想象乾隆当年盘腿坐于炕上，随手从炕桌中取书翻阅的场景。

　　而步入东雁翅楼的“香雪”，则会沉浸在巨大的视觉震撼中——身边是叠叠宣石，片片飞雪；虚拟的轩窗外，松竹梅凌霜傲雪。借助裸眼3D等现代科技手段，展览中虚拟的实景还原了乾隆“香雪”书房独特的审美趣味，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香雪海幻境。

　　“香雪”与一般意义上的书房大异其趣。书房内大量白色宣石堆叠成山，宣石山背后是通体青蓝色背景的松竹梅花鸟贴落画，窗外翠竹千竿。“香雪”室内，“梅花”元素反复出现：乾隆皇帝一生酷爱梅花，他曾多次到苏州邓尉山香雪海赏梅，也喜欢画梅，热衷于收集鉴赏著名的梅画。他不仅常用梅花装饰建筑、用品，而且喜爱用梅花作喻。这间书房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位于养性殿西耳房，是乾隆皇帝计划归政后颐养天年的一处私人空间。虽是书房，“香雪”却并无藏书，在宣石、梅花的环绕中，可以自省内观，任思绪放逐天地间。

　　乾隆皇帝于宫内外建有众多的书房，有名的书房就有三希堂、长春书屋、抑斋等处。为何展览偏偏选择这两间书房？

　　“回答这一问题，这就要回到展览的题目‘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书房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既是游方之内的，又是游方之外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说，“三个展厅以三座书房为主线，串起整个书房的意与象。西雁翅楼即西展厅‘委怀琴书’，以‘五经萃室’书房来展示书房的根即文脉在于儒家五经。正殿‘正谊明道’单元，是以乾隆漱芳斋书房正谊明道来展示书房的价值在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修身养性与家国情怀。不过，‘正谊明道’书房，大家不易看出来，因为我们只用了‘正谊明道’这块匾来表示，并没有展示书房结构。东雁翅楼即东展厅‘结契霜雪’，以‘香雪’书房来展示书房的雅集，霜雪指梅花。梅花代表诚实，即孔子说的‘友谅’，古代文人常常把梅花比作朋友，‘结契霜雪’即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彼此相约，相聚于花园、山林，畅叙幽情，俯仰天地，孔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正是雅集的目的。”

　　书房既是有形的，有藏书，有陈设；也是无形的，安住着读书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读书人在书房中读书、写书、藏书，思考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他们既可以“入世”，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出世”，走向审美的、广阔的精神世界，与人、与天地相交流，与万物化为一气。

　　讲书房，其实是为了讲人。书房是如何被塑造的？王子林认为：“书房应当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的体现。孟子说过‘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如果读书人有了这种豁达的胸襟，就可以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古代读书人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

　　展览的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着理解书房的不同角度。“委怀琴书”出自陶渊明诗句“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陶渊明自认为十几岁时就不再考虑世俗之事，将情怀寄托在琴与书上。这是书房之于文人最纯粹的意义。第二部分“正谊明道”展现了书房“入世”的一面，展品如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徐渭《行书昼锦堂》记轴、陈淳《行书岳阳楼记卷》等书画作品，借名臣欧阳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的作品，抒发读书人的家国情怀。第三部分“结契霜雪”，则走出书房的实体空间，关注文人间的交往聚会，再进一步走向广阔的自然山川，与天地宇宙相交流。

　　展览中有一张尺幅不大的小画，颇具代表性——宋代何筌的《草堂客话图册页》。画中垂柳掩映，茅庐亭台俨然。草庐中二人对坐攀谈，右侧庭中一人高卧。远处一小童正放牧归家，一派田园耕读风光。王子林介绍，在策展阶段，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就“马上兴奋起来”，“画中草庐和亭子组合在一起，不就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吗？这不就是入世与出世的关系吗？”“诸葛庐”即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茅庐”，“子云亭”说的是文豪扬雄的读书亭。二人都曾身居一隅而胸怀天下，也都经历过“出世”和“入世”间的变化，诠释了“仕”与“隐”两种理想境界。

　　“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晋书·天文志》记载，在古代的星象构图中，东壁是藏书的地方，是天上的图书府。

　　找到“书房的根”即书房的文脉，是书房展览中最大的难点。除了故宫藏品特色，还要结合当代艺术作品，策展一年多，展览大纲改稿20余次。

　　王子林说：“历史上第一间书房、第一个图书馆，已难觅踪迹，但我们的祖先充满了智慧，他们把传承文明的图书馆投射到了天上，使保存经典文献的事业变成永恒，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抬头望天，壁星永远都在。壁星的光辉将照耀我们的古人建造更多的图书馆，只要天上的壁星在，我们的文明就在。这是星空给我们古人的启示。”

　　所以天上有壁星，地上就有鲁壁。“鲁壁出书”的故事，见于《〈尚书〉序》的记载。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鲁恭王刘馀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墙壁中藏有《尚书》《礼》《论语》等儒家经典，传为孔子第九代孙孔鲋为避秦焚书所藏，宋代陆游《晴窗读书自勉》诗有“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之句。如果说壁星是天上永恒的图书馆，鲁壁就是文脉在人间绵延不绝的象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五经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也是古代文化的根，由壁星、鲁壁，我们联想到了紫禁城里的‘五经萃室’，于是产生了将壁星、鲁壁与‘五经萃室’连为一线的展示设计灵感，即由壁星发出的光，照亮了紫禁城里的‘五经萃室’。”王子林指出：“从壁星到鲁壁，说明书房的根在五经，五经是示天理正人心的经典。这条文脉，从天上一直延续到了紫禁城里，千年不断，文脉得以永续。”

　　回顾书房的物质和精神史，可以见证这条文脉逐渐成型和发展的历程。现存文物中，与书房相关的早期画面，出现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如《读经图》《拜谒图》《讲经图》，画中文士席地而坐，手捧简牍，向高台上尊者拜谒求教。在后世传说中，也有不少关于私人读书场所的记载。相传战国时张仪、苏秦求学于鬼谷子的“游学洞”，屈原有“读书洞”、司马相如有“读书窟”（长卿石室）的传说。河南淮阳县西南的“弦歌台”，传为孔子读书处。山东鄄城的“陈台”，相传是曹植被贬出京后，读书饮酒打发时光的地方。这些读书场所一般选在僻静清幽之地，避免外界纷扰。

　　早期的简策帛书难以储存运输，有限的图书集中于皇家，西周时期就有藏书机构“守藏室”，负责记载和保存文献的官员被称为“史”或“府”。传说中老子曾任的“柱下史”一职，也是掌管皇家图书馆的官职。汉朝时，长安未央宫旁盖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家皇室藏书阁。为了方便贮存，防火防潮，藏书室用石块砌成，书籍用铜皮包裹，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石室金匮”。

　　东汉文学家蔡邕藏书近万卷，《后汉书》中记载，蔡文姬归汉后，向曹操提及家中藏书，“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可见父女皆是爱书之人。

　　隋唐时期，纸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广泛流通成为可能。而随着科举取仕的出现，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开始著书立说，书房藏书的需求增加。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陆文通先生墓表》中形容著作等身，称“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唐代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文人在书斋中读书、作画、筹谋、著述的记载。有刘禹锡在陋室“调素琴，阅金经”；有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也有悲惨如杜甫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有研究统计，《全唐诗》中收录反映书斋理趣的诗共计两百余首，作者近百人，以书斋为中心的绘画更是延续到后世。种种迹象证明，在唐代时，就已经在文人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成为文学、绘画作品中重要的题材或意象。

　　作为读书人精神空间存在的书房，承载着主人的心性与志趣，故而文人墨客在为书房取名时，往往选用寓意深刻的词句，并辅以表示空间的斋、堂、屋、居、室、庵、馆、庐、轩、园、亭、洞等字眼。文人也多将文集以书房命名，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赵孟頫《松雪斋集》等。

　　图书的丰富催生了藏书业的兴盛，收藏书籍尤其是珍本书，成为文人一大雅好。宋元明清几代，私家藏书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乡绅、商贾乃至一般的读书人家都开始出现藏书的习惯，藏书家人数剧增。如福建莆田藏书家方峻，其“白杜万卷楼”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到了清代，有明确史实记载、藏书达5000卷以上的藏书家已超过3000人，并涌现出“清代四大藏书家”。

　　南宋词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并专列《书籍之厄》一节，担心书籍遭受“书厄”荼毒，可见藏书家对书的珍视。周密出身藏书世家，祖孙三世积累，靠着“具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

　　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也是极爱书之人，在青州时曾有藏书楼“归来堂”。二人爱书成痴，宁可“饭蔬衣练”也要购书，以至家中“几案罗列，枕席枕籍”到处是书。靖康之难后，夫妻二人千挑万选，带着“书十五车”南奔逃难，没能带走的书籍尽遭洗劫。没过几年赵明诚去世，李清照又只身带着大批书籍南下，一路走、一路丢，不是被掠走，就是被小偷凿壁偷去，只留下丈夫所著的《金石录》。她在《金石录后序》里感叹：“何得之艰失之易也。”人的命运与书之聚散，令人无限唏嘘。

　　书房中也有不少趣闻。东汉时期的文学家王粲，博闻强识，却有一个怪癖，喜欢听驴叫。他去世时，曹丕参加葬礼，还令前往吊唁之人集体学驴叫。传说他在家中专门建了一个“吟驴亭”，一边读书一边听驴叫。诗人陆游也曾调侃自己的书房，作《筑书巢》一文，称书房“乱书围之”，仿佛一团鸟窝，甚至有客人来访时，想进进不来，进来了又出不去，左右为难，引为笑谈。北宋名臣韩琦的书斋“昼锦堂”建成时，差人请好友欧阳修写记。欧阳修闭门拟稿，一挥而就，当即送与韩琦。可到了晚上反复琢磨，又觉得起句“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太平，马上差人快马追赶，一定要把那不甚满意的初稿追回，补上两个“而”字。

　　可见，文人的书房生活并非只有埋首书海，而是相当富有情趣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他在解释其缘由时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把诗书、金石鉴藏与下棋喝酒等日常娱乐并列。周密的父亲周晋在《清平乐》中记录过自己的书斋生活：“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在满室图书中考据金石、品香插花，又可饮酒作诗、观梅赏雪，自成一方天地，何乐而不为？类似的还有清代大学者钱谦益，《藏书纪事诗》中记录他在书斋“怀古堂”中过得丰富多彩：“明窗柒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若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归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阉户自守，又似管幼安。”

　　明清时期是书斋史上的鼎盛期，文人学士建造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书斋。简朴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年久失修，空间狭小，却有“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的景致；雅致如张岱的“梅花书屋”“不二斋”，种花垒石，景色宜人，主人终日坐卧其间，“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

　　明代文人关注日常生活，热衷于将对美的要求诉诸文字，特别关注“雅俗”之辨。相应的，明代中晚期出现了一批专门探讨书房陈设、审美的文章。明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书房“宜简不宜繁”，要有“高雅绝俗之趣”。明代文人高濂的养生杂谈《遵生八笺》中，专列《高子书斋说》一则，认为“书斋宜明清，不可太敞”，并一一罗列盆景、家具、文具、架上图书该如何摆放，甚至列出70多种书房必备藏书。文征明曾孙文震亨的《长物志》一书，可谓晚明生活美学的集大成之作，沈津为《长物志》写序说：“几榻有变，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书中对书房的选址、环境、内外陈设，甚至笔筒、砚山等器物都有细致入微的要求。“长物”即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书房并非生活必需品，却具备丰富的审美价值、精神意涵。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题为《书房的革命》的文章中提到：“近百年来书房的革命更剧烈、更全面、更深刻，如改天换地一般。”

　　他总结，百年来，中国书房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五四时期：文体由文言变为白话，工具由毛笔换成钢笔，文字排列由竖到横，由左至右；印刷工具由木版刻印改为石印，再变为胶印；洋装书渐渐替代了线装书，书架的样式和放书的方式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循着这一思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初。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书房不已再是藏书读书、静态内观之所，而是新思想萌芽、时代风云汇聚之地。事实上，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章杂志的普及，革命的火种从一间间书房中燃起，在中华大地掀起一片燎原之火。书房千百年来逐渐凝固的美学内涵也为之一变。

　　书房经历自身“革命”的同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书房里的变革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提起近代中国书房，绕不开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饮冰”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梁启超自谓“内热”，始终满怀报国的赤子之心，以“饮冰”自解。在饮冰室，他以笔为槌，敲响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战鼓。

　　1913年底，梁启超在天津意租界买下地皮，自己亲自设计图纸，建起一幢两层楼房，一楼临窗一间辟作书斋。1924年，他又请来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建起一幢两层小洋楼，即现存的“饮冰室”书斋。

　　步入“饮冰室”，四壁书柜顶天立地，藏书量惊人，共有藏书刻本、抄本共3470种、41819册，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札等。作为爱书藏书之人，梁启超曾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但未能如愿施行。

　　正是在这里，晚年的梁启超潜心思考中国社会走向，专注著书立说和讲学。文化名流如严复、张伯苓、胡适、梁漱溟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学术著作。直到病逝前，他的案头还摆放着未完成的《辛稼轩先生年谱》。

　　“走进黑漆的大门，经过点缀着两三棵枣树之类的不很宽大的院子，朝南就是三开间，特别的却是当中的一间后面还紧接着像上海普通的亭子间大小的一间房子，那就是……‘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记录的这间“老虎尾巴”，位于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居所。

　　鲁迅曾向人介绍：“在房子的后面搭出一间平顶的灰棚，北京叫做老虎尾巴。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种。”作家许钦文、李霁野、孙伏园等都曾饶有兴味地描述过“老虎尾巴”的盛况：屋北面是两扇玻璃窗，光线充足，窗下是一张由两条长凳架着两块木板拼成的床，床上放着两个枕头，枕面分別绣有“卧游”“安睡”字样，为许广平的绣品；紧靠东墙的书桌上，摆放着砚台、金不换毛笔、茶杯、烟灰缸、煤油灯，室内还有一张茶几，两张木椅。窗外，就是名篇《秋夜》中那两株枣树的所在地。后来，因陈西滢等人骂鲁迅是“学匪”，他索性将此屋改名为“绿林书屋”，以示反击。

　　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书房。在这里，为了唤醒沉睡在旧时代的同胞们，鲁迅斗志昂扬，笔耕不辍，写下了《野草》《彷徨》《华盖集》《朝花夕拾》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0年，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带着行李搬入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式两层石库门住宅。

　　这位中年人就是陈独秀，随他一同迁入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这里是他的住所、书房，也是工作地。同年6月，第一个中国早期组织在此成立。

　　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翻译《宣言》的陈望道、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李汉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以及年轻的……

　　一楼客堂间里，摆着一把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是就坐在此处，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的，以至于不得不在小黑板上写下“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的句子。

　　1920年夏，27岁的来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多年后，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李达、王会悟夫妇也是在这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老渔阳里2号二楼小小的亭子间，夫妻二人通宵达旦，撰写稿件、校对刊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党刊——《》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的大旗，阐明的基本主张。

　　这一间间书房，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它们承载着新青年们的朝气与梦想，见证着觉醒年代的先行者们如何披荆斩棘，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

　　百年风云际会。随着科技发展，纸质出版物日渐式微，阅读、写作、传播的形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书房甚至“白纸黑字”都不再是必需品，我们的精神生活又将安放于何处？

　　在一篇题为《移动的书房》的文章中，作家冯骥才迎来了又一次书房“革命”：这一次，iPad是他“流动的书桌”，汽车和飞机是他“移动的书房”。

　　“不不，应该说，它们仅仅是我的书房和书桌的一种延伸，也是一种开创。我的‘心居’，仍是我心之所居。一切往日情景，今日依然都在。或曰：今日之枝，乃出于往日之木也。”他自答道。

　　刘超《北宋文人士大夫日常书斋生活与尚意书风——以欧阳修为中心展开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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